三個多月來，持續引起學界廣泛關注和討論的“昆侖石刻”有了最新進展。
9月15日，國家文物局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確認此石刻為秦代石刻，將其定名為“尕日塘秦刻石”。據介紹，刻石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扎陵湖鄉卓讓村，地處扎陵湖北岸尕日塘坡地2號陡坎左下方，距湖岸約200米，海拔4306米。
6月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的文章《青海黃河源發現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實證古代“昆侖”的地理位置》發表后，“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了激烈的學術爭鳴。
此后，針對石刻的一些爭議焦點，國家文物局安排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組建工作專班，調集石質文物保護、秦漢考古、古文字學和書法篆刻等領域專業人員集中科研攻關，最終確定這是我國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具有重要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
“尕日塘秦刻石”高清渲染圖
補史之缺 意義重大
學界此前關于“尕日塘秦刻石”的爭議，主要圍繞兩個問題展開：一是石刻的真偽；二是若其為真，具體年代為何。
在真偽問題上，質疑者多從石刻的出土地點、文字內容、歷史背景等角度提出疑問。例如，有學者提出，石刻的發現地點位于秦帝國實際控制范圍之外，秦人是否可能遠抵河源？此外，石刻的文風、字體與已知秦刻石存在差異，部分專家也因此推測石刻為后人偽作。
針對石刻真實性的問題，國家文物局也給出了回應。經確認，刻石鑿刻在2.5億年前沉積形成的石英砂巖的一處節理面上，刻石面向東南，背山面水，遭受風蝕和光照高溫輻射影響相對較弱，利于長久保存。刻石表面無損檢測及刻石結構調查表明，刻字區域巖體結構相對完整，表面強度高，較為平整，無明顯結構缺陷，為刻面選擇提供了必要條件。刻石為中細粒長石石英砂巖，單軸抗壓強度高、磨蝕指數高，屬高磨蝕性巖石，為其長久保存提供了必要條件，是歷經千余年自然風化尚能保存至今的關鍵因素。刻字區域和非刻字區域的元素成分差異較小，且表面未檢出鎢、鈷等金屬元素，排除利用現代合金工具鑿刻的可能。
巖石漆
其實，早在2020年，石刻的最早發現者、青海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教授侯光良就根據石刻的風化程度，將其判定為古代遺存。今年7月，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王子今撰文表示，在清代地理學者的記述中，河源地區存在 “昔人所刻篆文”，他認為這些歷史文獻“有益于澄清今人偽刻之說”。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王子今進一步表示，有消息稱當地居民數十年前已見到此刻石。因此，那些推定此石刻系里耶秦簡“昆陯”簡文發現后偽刻的說法，可以否定。
最初發現石刻時，侯光良曾認為石刻與元代或清代帝王派遣官員探尋河源的歷史事件相關，因此推測石刻年代為元代或清代。持續關注此次學術爭鳴后，他轉變了看法。他表示，在認真研究學者們列舉的“五大夫”官職稱謂見于秦漢、人名“翳”在先秦常見、字體與里耶秦簡高度一致等諸多證據后，他堅定地接受了“石刻為秦代”的觀點，并且提出，秦代的五大夫昆侖采藥隊伍，到達扎陵湖的時間應為公元前210年4月中旬，這既與高原普通旅行季節大體一致，也符合赴昆侖山采藥的季節需要。
公元前210年即秦始皇卅七年，仝濤6月8日的文章稱石刻的紀年是秦始皇廿六年（前221年）。在這次學術爭鳴中，“廿六年”與“卅七年”的爭論也尤為激烈。支持“廿六年”的學者們強調秦王朝統一初期對西部邊疆的重視；支持“卅七年”的學者們則援引《史記》中秦始皇晚年頻繁遣使求仙的記載作為旁證。
此次國家文物局認定，石刻全文共12行36字，外加合文1字，共37字，文字風格屬秦篆，保存較完整的文字信息為“皇帝/使五/大夫臣□/將方□/采樂□/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
為何最終將石刻紀年判定為“卅七年”？國家文物局回應稱，經分析信息增強處理后的筆畫，可見原釋讀為“廿”字的中間存在一豎，應釋為“卅”；原釋為“六”字左側豎向筆畫應為巖體剝落邊界，而非刻字筆畫，應釋為“七”。王子今也表示，這一判斷與秦始皇晚年熱衷求仙的歷史表現是大體一致的。秦統一初期，秦始皇在未東巡海上之前，似乎并不熟悉也并未接受“燕齊海上方士”宣傳的神仙學說和長生理念，因此“廿六年”的推斷難以找到史料支撐。
“如今，石刻確認為真，說明中原人在青海河源地區的交通探索和民族交往實踐可以前溯至秦始皇時代。”王子今進一步解釋了這次石刻發現的重大歷史意義：“目前，未見漢代之前對河源地區探索的史料記載，而‘尕日塘秦刻石’填補了史料空白，可以看作交通史和民族史確切的文物實證。漢代匈奴人稱中原人為‘秦人’，西域人也稱中原人為‘秦人’，都說明秦文化輻射范圍之遠，遠遠超出明確置郡，即國家直接控制的地理空間之外。這一情形，尤以西北方向影響最為突出。”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胡耀飛也談到，在傳世文獻中，任何關于“昆侖”位置變遷的討論都離不開人類活動的影響。這次“尕日塘秦刻石”的發現，也給關于“昆侖”地名的探討加入了新的材料。
調查工作現場
研究保護 任重道遠
三個多月來，由“尕日塘秦刻石”引發的學術爭鳴，參與學者之多、涉及領域之廣、討論之激烈，堪稱“現象級文化事件”。
“社會公眾對秦史這一問題的熱切關注，讓我們秦漢史研究者特別高興。”作為較早參與并持續關注這場爭鳴的學者，王子今認為，不同認識的相互爭論，不同觀點的彼此碰撞，有利于學術求真。在胡耀飛看來，這次學術爭鳴一方面表明了我們普通大眾的知識水平整體很高，另一方面也對專門從事學術研究的學界人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隨著國家文物局對“尕日塘秦刻石”的認定，此次學術爭鳴中的幾個爭議焦點已有了確切結論。不過，對于這方石刻的研究與保護，尚有許多工作要做。據悉，國家文物局已組織青海省文物部門，會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單位，制定了《青海省環扎陵湖、鄂陵湖2026—2028年考古工作方案》。一是圍繞扎陵湖、鄂陵湖周邊區域開展系統專項考古調查，進一步摸清各個時期考古遺存的分布與保存狀況，著力構建該區域史前至歷史時期的考古學文化譜系，為探討刻石形成的歷史背景提供更多考古實證。二是加強多學科合作，協調專業單位組建聯合團隊，深入開展考古學與歷史學、文獻學、文字學、環境學、地質學等相關學科合作研究，進一步了解環湖區域的環境演變、人地關系、資源與生業等方面情況，多維度闡釋秦漢時期疆域治理與探索開發青藏高原的歷史進程。
調查工作現場
談及在扎陵湖、鄂陵湖一帶開展考古調查的必要性，侯光良表示，從石刻文字來看，還需要向前行進一定距離才能到達采藥地點。根據這一提示，前行數十千米，可以到達古人認為亂泉如麻的河源——星宿海一帶，不排除昆侖采藥隊一路上采集植物、藥物，并留下其他石刻的可能。王子今也希望通過對石刻所在地和周邊地區的進一步考古調查，獲得更多有關秦代文化遺存、交通道路、停宿條件以及250秦里范圍內前代及同時代遺址的信息。
作為自然科學學者，侯光良認為，在對石刻研究的多學科聯合攻關中，自然科學大有用武之地。例如，在2000余年前，五大夫翳一行刻石時，當時的地層狀況如何？采藥隊于秦始皇卅七年三月己卯到此，這一時節高原腹地如何正常行路？存世千載，石刻地點是否曾被扎陵湖淹沒過？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地質學、古氣候學、水文學研究一一破解。未來他也將繼續圍繞石刻當時所處的自然環境，以及五大夫翳一行可能采用的路線是什么、五大夫翳一行最終的可能目的地在哪里等相關問題進行探索。
胡耀飛希望未來能有更多學術刊物和著作成為“尕日塘秦刻石”研究的表達陣地。“如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文學遺產》編輯部給李煜詞的討論提供發表平臺并編輯論文集，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他說。
尕日塘坡地2號陡坎
對于刻石的保護，國家文物局將以原址保護為基本原則，指導青海省文物行政部門組織高水平科研機構，深入識別刻石風險因素，系統保存周邊景觀環境，科學制定刻石保護方案，編制保護規劃，并審慎論證建設保護設施的必要性與可行性，擇機以適當的形式開放。
“考慮到河源的神圣性，可以將石刻保護與黃河文化相結合，建立以石刻為主的黃河文化、河源文化展示館。”侯光良進一步表示，“由于石刻意義重大，引起全國人民的關注與興趣，建議在保護工程到位后，與三江源國家公園的自然教育與體驗相結合，適當開發河源朝圣或河源探秘體驗，將石刻地點作為一個重要節點，對外適度展示，既能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服務，也能宣傳博大精深的黃河文化。”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班曉悅
（本版圖片均由國家文物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