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預測與政策模擬實驗室（以下簡稱“實驗室”）在學術研究和政策服務等方面均取得了顯著成就。實驗室不僅實現了跨學科融合與創新，對新方法和新工具進行了有益探索，在宣傳闡釋、決策輔助上也獨具特色，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提供了有力支撐，也為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際戰略決策提供了堅實基礎。近日，本報記者結合多個經濟方面熱點話題，就實驗室的研究進展、技術應用及未來發展等問題，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實驗室學術帶頭人徐奇淵，以及國際貿易研究室主任蘇慶義、全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肖立晟。
為積極求變提供
有理論支撐的觀察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您介紹一下實驗室目前的主要職能和研究方向？
徐奇淵：實驗室的定位是以社會科學的新質生產力服務黨中央和國務院的國際問題決策。我們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使用專業知識和新技術識變、應變，為積極求變提供有理論支撐的觀察和建議。我們計劃用三年時間建成比較完善的“世界經濟預測與政策模擬”學術平臺系統。該系統包含3個底座和7個應用模塊，在今年末已經進入全面內部測試階段，向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的科研人員開放，預計2025年末分批向中央有關部委提供測試服務，2026年完成主體工作。
系統的3個底座分別是全球宏觀經濟監測和預測系統、地緣政治風險監測系統、世界經濟與政治專業大模型（含習近平外交思想語料庫）。全球宏觀經濟監測和預測系統通過綜合運用大語言模型、機器學習等技術，實現多模態數據的全面協同融合，在此基礎上對30多個經濟體的多項經濟指標進行監測和預測。地緣政治風險監測系統，基于世界各國的媒體新聞，同時基于自建動態詞典進行監測，范圍覆蓋了世界100多個經濟體和9個重要海域。世界經濟與政治專業大模型涵蓋了世界經濟、國際政治專業領域的國內外重要學術資源和智庫資源，目前語料庫的引用來源862個，專業文獻數量超過36萬篇。7個應用模塊分別是海外投資風險監測、國別債務情況評估、貿易政策模擬軟件、產業鏈供應鏈外遷監測、大國科技博弈動態監測與評估、大宗商品供應風險、金融風險監測與預警。其中，海外投資風險監測模塊的目標是構建國內首個海外投資項目庫，打破西方學者的話語壟斷。
蘇慶義：我們研究室專注于兩個核心領域，即國際貿易政策模擬與全球產業轉移監測。在國際貿易政策模擬方面，我們致力于構建量化分析模型，以模擬貿易政策變動的潛在影響。例如，我們分析美國提高關稅對中國、美國乃至全球經濟的影響，評估這些政策對GDP、就業以及貿易流動的具體影響，旨在為政策制定者提供決策支持。在全球產業轉移監測方面，我們通過建立一套科學的量化指標來追蹤和分析全球產業轉移或重構的進展，特別是為中國產業外遷提供量化的分析支持。
《中國社會科學報》：實驗室近期有哪些重要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對當前世界經濟形勢有何啟示？
徐奇淵：實驗室近期一項重要研究成果是貿易政策模擬模型。針對他國對華加征關稅政策，我們運用該模型展開測算，并撰寫相關研究報告，深度參與相關研討活動，后續我們仍會持續跟進。在海外投資領域，我們持續11年發布海外投資風險評級報告，獲得了眾多國內外機構的高度關注。與此同時，我們的地緣政治風險監測成果也應用到了這個模塊當中。
肖立晟：實驗室最近完成了一項關于地緣政治風險對全球經濟影響的實時監測研究。這項研究建立了一套綜合評估體系，通過分析俄烏沖突等重大地緣政治事件對全球貿易、金融市場和經濟增長的即時影響。研究發現，地緣政治風險已成為影響世界經濟的關鍵變量，其沖擊往往會通過大宗商品價格、貿易流向和投資信心等渠道傳導。這一發現對當前世界經濟形勢的啟示是，各國需要建立更完善的風險預警機制，加強國際協調與合作，并制定靈活的經濟政策以應對地緣政治帶來的不確定性。
《中國社會科學報》：實驗室在進行世界經濟預測時主要采用哪些模型和方法？有哪些創新性？
徐奇淵：預測工作方面，傳統意義上我們主要依賴經濟學方法構建理論模型進行模擬評估，或者使用計量方法進行預測。如今，我們已經開始更多使用AI這類新技術。比如預測美國經濟，基于現有的各種模型，我們運用機器學習，對這些模型進行優化和迭代。此外，我們的經濟預測模型還結合了新聞文本的抓取和機器學習，來對經濟預測值進行及時調整和補充。我們已經成為英國牛津大學組織的《共識預期》中的預測機構之一，提供中國經濟的相關預測，體現中國聲音。此外，貿易政策模擬模型也是對未來政策進行預測、評估的重要手段，例如可以模擬某國將對華關稅提高到60%的情況，以此來評估政策效應和預測經濟指標。與全球貿易分析模型（GTAP）這類傳統模型不同，這個模型除了考慮到中間品、服務貿易之外，還將通過機器學習來對服務貿易壁壘進行定量測算。
蘇慶義：實驗室原先采用的國際貿易政策模型是美國普渡大學研發的GTAP。然而，基于最新的國際貿易理論，我們構建了一個自有的全球貿易分析模型，用以模擬貿易政策變動的影響。相較于GTAP，我們的模型具有一定的創新性，它考慮了全球產業鏈結構以及服務貿易的自由化。我們的全球產業轉移監測模型主要采用了投入產出核算方法，這在國內是少數能夠量化監測全球產業轉移的模型之一。此外，我們還對該模型進行了可視化處理，這同樣是一項創新。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進行經濟預測和政策模擬時，實驗室的數據來源是什么？又是如何處理和分析這些數據的？
徐奇淵：首先，我們通過購買數據庫來擴充資源。其次，我們自建了10個具有獨特價值的數據庫。我們整合了院級數據庫，例如制裁數據庫，目前已經整理了13萬條記錄，并與專利數據庫進行匹配，以探究被制裁企業受到的影響。在將來可能通過機器學習，對制裁方的政策進行更多的監測和預測研究。
肖立晟：還有一些數據主要來源于公開的統計數據庫，以及通過與合作伙伴共同收集的多模態數據，包括文本、圖像、時序等多種類型。在建模過程中，我們采用數據驅動的方法，利用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的理念，通過數據本身來指導模型的選擇和變量的篩選。這種方法不僅能夠從海量數據中發現潛在的經濟規律，還可以自動識別對預測和分析最有價值的指標變量，從而提高模型的準確性和解釋力。
全面考慮多元化風險因素
《中國社會科學報》：基于實驗室研究，如何看待未來幾年全球經濟的發展趨勢和潛在風險？
肖立晟：我們的分析表明，未來幾年全球經濟將繼續處于高度不確定性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潛在風險的來源正在發生顯著變化。傳統的經濟金融部門內生風險雖然仍然存在，但風險重心正逐漸向意識形態沖突、地緣政治博弈、全球輿情波動和突發事件等方面傾斜。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隨著高新技術的發展，認知戰正在成為一種新的風險源，它通過影響全球輿論和決策過程，可能對世界經濟產生更為深遠和復雜的影響。這種局面要求各國在制定經濟政策時，需要更全面地考慮多元化的風險因素，并加強國際合作以應對這些新興挑戰。
《中國社會科學報》：貿易政策變化對全球經濟有何影響？實驗室如何評估不同貿易政策的長期和短期效應？
徐奇淵：在貿易政策變化中，美國加征關稅對中美兩國乃至全球經濟影響深遠。例如，美國此舉將沖擊中國經濟，致使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石油進口需求縮減，這一波動將迅速傳導至中東地區，其石油出口受阻、經濟增長放緩。同時，東南亞、日本、德國等國也深陷其中。從模擬政策結果看，中美貿易摩擦中眾多第三方國家也被卷入其中。對此，國際社會應該形成共識、凝聚合力，摒棄保護主義、推動經貿互利合作共贏。再如，對于中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這樣的議題，通過模擬評估，我們能夠展示加入CPTPP將為成員國帶來就業機會和稅收增長。這些信息對于CPTPP的成員國來說非常重要，因為直接關系到它們的切身利益。
蘇慶義：我們現在的貿易政策模擬，不僅能看到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而且也會評估對其他國家經濟乃至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通過連鎖反應，比如美國加征關稅對中國出口產生沖擊，中國經濟受到影響，也會影響中國的進口，這是一系列的變化，動態的或者一般均衡的變化。我們現在主要模擬仍是針對長期的影響，從一個均衡到另一個均衡。對于短期的影響而言，我們會通過調研、計量方法得出的貿易彈性來跟蹤，包括從歷史經驗來看這個短期的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看來，氣候變化和環境政策如何影響世界經濟？實驗室在這方面有哪些預測和建議？
徐奇淵：我們做了一項反向的研究，就是研究世界經濟的形勢變化對碳排放、氣候變化的影響。比如某國對中國商品征收關稅，會對我們應對氣候變化產生什么影響。通過將我們的模型與國際投入產出表進行結合，并與碳排放數據庫整合，就可以做這方面的分析。我們的研究發現，某國對中國商品征收60%的關稅將導致全球碳排放量增加約4億噸，這相當于1.65億輛汽車（1.6升排量）行駛一萬公里的碳排放總和。我們還深入分析了這一現象背后的機制。因此，經濟政策和貿易戰實際上對環境變化產生了顯著影響。
蘇慶義：氣候變化和環境政策與貿易政策并不完全相同，但我們的主要分析集中在貿易政策上。我們也會將環境政策轉化為貿易政策，例如通過征收碳邊境調節稅或碳關稅，從而模擬這些措施對世界經濟以及中國經濟的潛在影響。未來，我們的模型將考慮擴展，不僅包括關稅，還將涵蓋非關稅壁壘以及其他相關政策的影響。
促進數字化時代
政治與經濟深度融合
《中國社會科學報》：實驗室在未來有哪些新的研究方向或計劃？這些研究方向將如何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和應對全球經濟挑戰？
徐奇淵：我們正致力于構建世界經濟與政治領域的專業語料庫。這個工作有很多應用場景，除了進行理論和政策的頭腦風暴、撰寫文獻綜述之外，還有其他應用。例如，我的同事提出了一個想法，利用語料庫來輔助期刊編輯部的工作。基于我們的專業期刊資源，可以識別領域內有哪些專家可以為這篇論文審稿，這樣就方便編輯部邀請他們審稿。再如，基于實時更新的專業語料庫，我們還計劃發布相關領域的日度研報，實時追蹤全球機構的最新研究動態。
肖立晟：我們未來將聚焦于政治經濟學的交叉融合領域：一是運用大語言模型分析全球輿情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影響，構建政經風險預警體系；二是研究人工智能在國際關系博弈中的應用，探索數字時代的國際政治經濟新范式；三是基于知識圖譜技術構建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政治經濟關系網絡，分析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四是利用多智能體強化學習模擬國際貿易談判與制裁博弈，為國家經濟外交決策提供支持；五是將研究大語言模型對個人信息獲取和決策機制的影響，分析其對全球認知環境和社會經濟結構的深遠作用。這些跨學科研究將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理解數字化時代政治與經濟的深度融合，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理論支撐和政策建議。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在經濟預測領域，該如何衡量預測的準確性？實驗室在提高預測準確性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蘇慶義：為了提升預測的準確性，首要任務是構建一個更加科學和合理的模型。其次是要根據預測的精確度和歷史經驗對模型進行調整，同時避免完全依賴模型。此外，在模型輸出的基礎上，結合歷史數據和研究人員的專業判斷，提出一個更為精確的預測。為了提高預測準確性，我們需要將預測結果與其他機構的預測進行比較，并與歷史上實際影響的結果進行對比，通過綜合評估，以獲得一個更加準確的預測結果。
《中國社會科學報》：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技術在實驗室的經濟預測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實驗室在這方面有哪些探索和應用？
徐奇淵：在建設實驗室的過程中，我們特別注意到，實驗室不同于傳統的數據庫項目，需要以世界經濟與政治的專業領域為基礎，盡可能應用最新技術，尤其是人工智能技術。而且實驗室的成果應該可以成為一種研究工具、分析工具，甚至是研究的平臺。當然，數據庫也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但是實驗室要做的事情與數據庫仍然有顯著不同。
我們也不能過度依賴AI等技術。首先，新技術能起到重要的輔助作用，但是不能完全替代專業知識。語料庫中的資料是網上抓取的，這些研究報告的觀點有虛有實、有錯有對。因此，必須要有專業知識進行人工的判斷。我們研究所在這方面具有優勢，世界經濟、國際政治兩個領域都有很強的專業團隊，而且是一個學科交叉、有機融合的團隊。
其次，AI等技術也不能替代本地知識、內部知識。比如有的國際合作伙伴在預測中國經濟增速時也使用了先進的技術，但預測結果往往失之偏頗。究其原因，便是他們缺乏本地知識，不了解中國的情況。同樣，我們如果只基于新技術來對其他國家的經濟指標進行預測，也可能出現類似問題。不過，我們研究所每年都有大量外事活動，國際網絡遍布主要經濟體。因此，我們可以在專業知識、國際網絡兩方面發揮重要優勢。
肖立晟：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技術在我們的經濟預測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們開發了基于深度學習的經濟預測模型，能夠處理更復雜的非線性關系，提高預測的準確性。此外，我們還應用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分析政策文件和新聞報道，以捕捉政策變化和市場情緒對經濟的影響。目前，我們正在探索將強化學習應用于政策模擬，以優化政策組合和評估政策效果。除此之外，我們正在訓練的大語言模型將在成型之后扮演提供經濟預測調整、多模態信息總結、智能體模擬多方面的角色，嵌入目前實驗室研究的各個環節中。
實驗室簡介
世界經濟預測與政策模擬實驗室成立于2011年初，是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實驗室資助計劃，依托于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成立。十多年來，實驗室持續發布中國外部經濟環境監測周報、月報和全球智庫半月談、全球宏觀經濟季度報告，以及世界經濟黃皮書和國際政治黃皮書，初步建成了實驗室系統平臺。2023年，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實驗室綜合資助，負責人為張宇燕研究員。
當前，該實驗室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管理制度和運行辦法，內部設立了召集人會議制度、10個工作模塊，以及技術支持團隊等多層次、交叉型工作架構。這些制度確保科研活動的高效、合規與安全，同時又盡可能激發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創造性。
成立十多年來，該實驗室發布中國外部經濟環境監測周報534期、月報152期和全球智庫半月談291期、全球宏觀季度報告52期，以及世界經濟黃皮書、國際政治黃皮書等一系列產品。同時還自主研發建立了全球宏觀經濟監測和預測、地緣政治風險監測等7個自建數據庫和軟件等信息化資源。
近3年，實驗室研究團隊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經濟與政治》《世界經濟》等期刊發表論文近30篇，出版專著近20部、皮書6部、外文專著4部。其中，所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研究》已被譯成英文、俄文、尼泊爾文出版，英文版被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收錄。
近3年來，實驗室成員的研究成果獲得了孫冶方經濟學獎、浦山世界經濟優秀論文獎、商務部商務發展優秀成果獎一等獎等省部級獎項7項。在政策研究方面，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對策信息獎160多項，主持國家級課題15項。
相較于傳統科研教學組織形式，實驗室在運行管理方面具有創新性特點。實驗室制定了《〈世界經濟預測與政策模擬實驗室〉日常管理制度》，核心是由召集人會議來負責實驗室項目的日常管理和決策。召集人的成員由兩部分組成，一是現有各個模塊的負責人，二是未參與現有模塊的、跨學科研究室代表。召集人會議對于實驗室項目規劃、推進、實施和監督，經費支出的分配和審批，成果評估等日常事項進行集體審議。
本報記者 張譯心/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