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英（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每當我到位于北京良鄉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時，一眼望到一排排排列整齊、錯落有致的大樓和優美、舒適的校園環境，以及寬敞明亮的辦公樓、圖書館、教室，不由得想起它的前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在學院主要創始人、著名新聞學家溫濟澤教授堅強而有力領導下，艱難而有成效的創業歷程，真是心潮起伏，思緒萬千。
我是1978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的，做清史專業研究生。當看到錄取通知書讓我們到北京師范大學報到時，心中不解：“研究生院在哪？在北師大嗎？”
當年10月來到北師大校園報到時，才知道研究生院是1978年初經黨中央批準建立的我國第一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生院，院長是周揚，溫濟澤（我們都習慣稱之為溫老）擔任院黨委書記、副院長。由于是初創階段，“地無咫尺，房無片瓦”，教職人員、教學設備、圖書、教材、教室一無所有，臨時召集來的十多個職工中沒有一個是行家里手。當時已屆六旬的溫老，懷著高度的使命感、責任感和緊迫感，不負上上下下的強烈要求和5000名報考學子的急切期待，毅然決然地受命于危難之中，一直與大家風雨同舟，大干苦干，常常忙得吃不好飯、睡不好覺，有時甚至喝不上水，先是把錄取人數由原定的150人陸續增至200多人、300多人，最后招收了448人。接著又馬不停蹄地在城里和郊區東奔西跑，上下聯系，左右交涉，實地勘測，有時忙得不能按時吃飯，只在街頭地攤上吃碗餛飩充饑。白天奔波勞累，夜晚回到辦公室還得加班加點處理日常工作。工作人員怕他傷了身體，多次問他吃點什么，他最多只要一碗雞蛋面。功夫不負有心人，最后在北師大、十一學校、人民日報社領導的無私幫助和支持下，研究生院在這三地簡陋而又艱苦地辦起了學，并于當年10月11日，按時舉行了開學典禮。其間，工作的繁忙、艱難、忙亂甚至狼狽不堪程度，大概只有溫老和他帶領的工作人員知道。
在這辦學的三所學校中，北師大是研究生院院部所在地，大多數研究生都在這里學習，教職員工也都在這里辦公。研究生上課、休息，有北師大提供的教室和8個人一間的宿舍，由于當時未能建圖書館，研究生們自習、查資料時一般到該校的圖書館。至于院部人員和老師們的辦公場所、學生們的閱覽室和資料室只是在北師大校園空地上搭建的木板房。木板房里冬冷夏熱，冬天生火爐，夏天可以吹吹電扇。但同學們都樂在其中，決心要抓住這難得的機會好好學習，把失去的年華找回來。
在開學典禮上，首任院長周揚指出：“現在我們所要辦的新型研究生院，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研究生院“是一個培養馬克思主義理論人才的大學校，不僅要培養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更重要的是培養馬克思主義的戰士”。作為研究生院的實際掌門人溫老，堅定地執行了這一辦學方針，但又強調“把研究我國當前現代化建設中的主要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擺在首要地位，同時要研究祖國的歷史遺產，研究外國的先進經驗和歷史遺產”。他主持的院黨委，把通讀、精讀《反杜林論》《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作為全體研究生第一學年政治理論課學習的必讀書目。溫老還親自為我們講授《反杜林論》中哲學部分的一些章節，引導研究生在學習理論時要密切聯系歷史與現實的實際，鼓勵我們深入到社會實踐中去，不能死讀書本。“馬廄里養不出千里馬，花盆里長不成萬年松。”他還說，在舉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過程中，如果誰依然還在墨守成規，一味因循守舊，不思進取，那他只配回家賣白薯！溫老在一次研究生大會上回顧了自己在國民黨監獄中，不顧敵人嚴刑拷打與惡劣環境的摧殘，堅持苦讀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著作的感人情節，并頗帶感情地說：“我從18歲到23歲，在這個地獄里度過了1870多個日日夜夜。這就是我的青春歲月啊！”“我領悟了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切莫虛度年華，要使自己有限的短暫生命，在人類創造歷史無限的偉大的事業中得到延伸，要盡心盡力地完成時代賦予自己的歷史使命而無怨無悔。”只言片語，卻顯示了一位革命老人的博大胸懷和生命不息、為人民服務不止的崇高精神！
溫老還親自指導毛澤東哲學思想和新聞學理論兩個專業的研究生，開設過“毛澤東哲學思想”和“新聞學理論”兩門主課。他從事過多年新聞廣播工作，將工作中得來的寶貴經驗和教訓用到教學中。無論是講授公共課，還是專業課，溫老都確如其學生所說：“一副慈眉善目、和顏悅色的長者、學者風度，每次講課都是娓娓動聽、美不勝收。”他的課“不僅是生動的專業課，更是受益匪淺的人生課”。溫老就是這樣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為培養馬克思主義學者、為解決當時社會科學和新聞工作人員青黃不接的困難作出了突出貢獻。
溫老主持的院黨委，把“實事求是，艱苦樸素”定為研究生院的校風。他不厭其煩地對我們講，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我們黨的歷史上多次出現因不實事求是而給黨和人民的利益造成巨大損害的事件。溫老個人就屢遭其難。他積極提倡在全院師生之間、同學之間建立一種新型的關系，即相互尊重、互相關心、互相愛護和教學相長、相互學習、相互合作的親密的同志關系。他多次強調，在研究生院要創造一個學術民主、討論自由的氣氛和環境，在自由討論中堅決貫徹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全院師生要敢于講真話、講實話，實事求是，按實際情況辦事，敢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不粉飾浮夸，也不諱疾忌醫。為此，溫老身體力行，與研究生們建立了更進一步的互信和友誼。在“實事求是”、按實際情況辦事上，我有一個深刻體會。我們十多個人畢業后留院工作，院領導積極為我們解決兩地分居問題。大約1984年，院里爭取到了一個名額。我想，首屆畢業生中該解決的差不多解決了，這次也該按順序輪到自己了。結果又沒輪到我。編輯部領導對我很是同情，親自去找溫老談此事。溫老和顏悅色地說：“給這位同志解決此事，是因為他來院就能上課，而我們院正缺教這門課的老師。”我聽后當然不免心生怨氣。但當頭腦冷靜下來后，我想自己也深受黨的教育多年，懂得遇事不能總是先想自己，應該先是集體而后才是個人。溫老處理此事不正是貫徹他“實事求是，遇事按實際情況辦事”的原則嗎？這樣一想，自己的怨氣也就煙消云散了。1985年接任的領導孫耕夫先生采納了校友高宗澤（留校后為院長辦公會議成員）的建議，解決了我的兩地分居問題。
在溫老的諄諄教誨和言傳身教下，研究生們都自覺、刻苦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并以此指導自己的專業學習，畢業后在各自工作崗位上取得了不同成就。在研究生院二十周年慶典時期，許多回院參加活動的畢業生，在座談會上紛紛回顧自己的成長歷程，打心底里崇敬和欽佩這位可敬的導師。也正是這樣，在1981年首屆畢業生畢業典禮和1998年建院二十周年大會上，溫老都贏得了超乎尋常的暴風雨般的、經久不息的熱烈掌聲。這掌聲深切表達了對溫老為研究生院鞠躬盡瘁、全身心奉獻的精神和忘我工作的崇高品質的無限敬仰。
1982年，適逢延安整風運動時毛澤東倡議并親自主持編成的《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一書出版四十周年，溫老向中宣部建議，根據現實需要，在該書基礎上重新編輯出版，獲得了批準。之后，溫老親任主編，組織了研究生院的教授和已畢業的研究生多人編成了《馬恩列斯論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書，作為本院學習哲學的一本重要參考書。此書出版后，得到江澤民、李瑞環等中央領導的肯定。
研究生院建院之初，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結合、滲透、交叉運用，已經成為世界上的一種潮流。溫老清醒地認識到這種發展趨勢，多次與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領導聯系、交流，并共同促成了1984年12月由兩個研究生院聯合主持的“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學術討論會”的召開。這次會議開得很成功，反響也很大，有力地促進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進一步的結合與交叉運用。
溫老還是我院學報的創辦者和首任主編。研究生院建院后，溫老即著手籌備出版學術刊物的工作，并于1981年1月出版了《學習與思考》，1985年正式改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研究生們為此歡欣鼓舞，高興地說：“咱們院有了自己的刊物，我們寫的東西就有地方發表了。”如今，學報在國內外學術界均有一定影響，歷屆畢業生都從內心里深深敬仰為栽培自己而付出心血與辛勞的老院長。
首屆研究生畢業后，溫老不僅沒有得到一絲輕松，相反，依然以飽滿的熱情、艱苦的工作，為新校舍奔波和忙碌著，終于在1983年將研究生院校址確定在望京地區，1985年溫老離休前建成，并投入使用。從此，研究生們結束了東奔西跑的“流浪”生活，有了一個安靜、舒適的生活和學習場所。現在，讓溫老不曾想到的是，正是這個望京校區，成了溫老和研究生院辦院元老們的豐碑，并將永遠鐫刻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的史冊乃至新中國教育史冊上，激勵著后來者永遠向前！
